來源：新京報

　　1940年出生于平谷，1964年7月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yè)，同年9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89年任研究員，1997年任博士生導師，現(xiàn)兼任中國殷商文化學會會長。

　　王宇信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甲骨學與殷商史，主要專著有《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兩周甲骨探討》、《甲骨學通論》等等，參加編輯《甲骨文合集》（12卷本）、《中國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擔任《甲骨文合集釋文》總審校，主編《甲骨學100年》等。

　　■記者手記

　　王宇信的家被書占據(jù)了一大半，最醒目的是他參與其中的《甲骨文全編》、《甲骨文合集補編》等大部頭。對于自己從事的工作，他一直堅持認為，學術只有貼近大眾才有活力，比如，自己研究殷商文化得到了河南當?shù)厝说睦斫夂椭С郑�身為殷商文化學會會長，他至今仍為殷商文化的研究而奔走。

　　王宇信認為，自己的個人經(jīng)歷與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別無二致。當個人理想與現(xiàn)實環(huán)境格格不入時，只有選擇“第二志愿”。在他身上，作家的夢想難以實現(xiàn)之后，才開始了甲骨文的研究。毫無疑問，他在甲骨文和殷商文化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這可以使他感到“不后悔”。但是，從個人選擇和價值實現(xiàn)的角度來說，國家和社會應當為個人職業(yè)選擇和事業(yè)追求創(chuàng)造良好的條件——幸好，這個問題今天應該已經(jīng)得到解決了。

　　王宇信一直強調他做的是過渡階段的工作，自己屬于過渡階段的學人，而他所從事的研究也是如此。一門學科的繁榮與發(fā)展，與基礎工作的牢固和扎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所以他一直強調，學術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在他身上，體現(xiàn)的正是一個堅持者的信念和品格：選定一個方向，然后往前走。

　　參觀周口店，報考考古學

　　我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是在北京什剎海上的，在平谷上完了小學和初中。上小學的地方是一座孔廟，環(huán)境特別好，有牌樓、大殿，松柏森森。

　　有一個老先生與我祖父很熟，對學生也特別好，有的學生窮，他就讓學生到他家住，晚上還管飯。冬天不管多冷，他都陪著我們上晚自習。有一天晚上，我在自習的時候與同學打鬧。結果，老先生拿起掃地的掃把往桌子上一拍，命令我站起來，說“你從北京來，應該好好念書。你這樣玩，對得起你爺爺嗎？”然后，罰我站了一晚上。從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調皮了，讀書也很用心，成績一直相當好。

　　1957年初中畢業(yè)后，我有兩種選擇，一個是上技校，可以不花錢讀；一個是上高中，可以考大學，但要花錢。我因為一心做著作家夢，想上中文系，所以就到良鄉(xiāng)上了高中（那時平谷沒有高中）。我在良鄉(xiāng)上高中時數(shù)理化都不錯，但是對文學特別偏愛，就想著當作家。學校的詩歌朗誦會、寫校史、辦黑板報等活動我都積極參與了。我看了很多小說，因為學校圖書館的書來得比較晚，像《青春之歌》我就是在良鄉(xiāng)鎮(zhèn)的新華書店站著看完的。

　　良鄉(xiāng)中學離周口店猿人遺址比較近，學校拉練的時候我們就去那里。在那兒我第一次看到了中國猿人紀念館和考古遺址，就覺得考古學家不簡單。正好這一年該考大學了，我很想考中文系或新成立的北京廣播學院，一看招生簡章，上面說文學是黨的文學，是螺絲釘，要緊跟黨的政治需要，是黨性很強的學科，我就覺得政治上要求太嚴格了，正好北京大學成立的歷史系考古專業(yè)招生，我就覺得做考古學家還不錯，何況文史不分家嘛。于是就報考了考古專業(yè)，結果還真考上了。

　　我到學校以后，才覺得考古學與原來想的并不一樣，有些課與歷史系一起上，但是與文學沒有什么關系。專業(yè)課就是中國猿人頭蓋骨，門齒多高多長，顴骨多高多矮，腦量大小等等。當時的老師中，教授只有蘇秉琦，余偉超、鄒衡、嚴文明、高明等人都是講師。其中，我與鄒衡、高明兩位先生關系很好。

　　考古隊被當成“文工隊”

　　五年大學有兩次實習。三年級以后叫生產實習，一般由老師帶著，與工人一起實踐。

　　1962年9月去了河南安陽，住在大司空村。村里幾乎每家的房子都有一個小碉堡，這是解放前農民盜文物發(fā)財以后為保護自己而修建的。解放初，當?shù)卣�府�?zhèn)壓過幾個盜寶太多的人，從那以后，當?shù)鼐蜎]有人敢盜墓了。即使在“文革”后盜墓之風再起的時候，當?shù)匾埠苌儆腥酥夭倥f業(yè)。但是，他們挖墓的手藝倒沒有荒廢，好多考古工作隊的技工都出生于“盜墓世家”，他們判斷地層和其他經(jīng)驗有時候比我們都強。

　　我們的工作可以用一句順口溜概括，“考古考古，挖墓掘土”�？脊艑嵙曋饕�是學會辨別地層、現(xiàn)象判斷和基本的發(fā)掘方法，接著是拼對陶片，然后畫圖照相和編寫簡報。那個時候，考古不被社會所了解，工作條件也很差。記得1963年畢業(yè)實習時我們拉著架子車，上面載著我們的行李、工具去河南鞏縣實習，河南省文物工作隊（現(xiàn)在的文物研究所）被簡稱為“河南文工隊”，老百姓一看箱子上有“文工隊”的字樣，以為是演出來了。他們問我們：“考古考啥？”我們說：“找陶片”。他們就說：“找瓦碴啊，瓦碴可多了�！鄙�產實習基本結束后是考古調查。這個工作我們是在安陽大寒村做的。我和另外幾個人負責挖掘大寒村遺址，四五個人挖了兩個探方，由于這個遺址比較復雜，結果把地層給做亂了。這是我終身難忘的教訓。發(fā)掘回來后，我們一起做陶片整理，這時老師對我們幾個同學很擔心，怕報告階段再出什么意外。不過這回我們幾個可認真了，加上早年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基礎，發(fā)掘簡報寫得很好，出乎老師意料。五年級的時候，我與另外兩個同學在鄒衡先生的指導下順利完成了畢業(yè)論文。

　　在大學里，與我一樣想當作家的同學還有不少，很多人曾鬧過換專業(yè)。直到生產實習以后，才逐漸轉變態(tài)度。這時，我放棄了當作家的夢，也不想搞文學創(chuàng)作了。幾十年后，老同學相聚，其中不少人都是著名考古專家，大家談起一度的作家夢，不禁哈哈大笑。

　　郭沫若支持下，編寫《甲骨文合集》

　　1964年畢業(yè)以后，各大院校開始招研究生。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甲骨學商史專業(yè)是胡厚宣教授招生，經(jīng)過考試合格后，我就去那里了。到歷史研究所之后，就開始了沒完沒了的“運動”，沒上多少專業(yè)課。

　　當時，康生提出要“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踩一腳牛屎才最干凈”，把知識分子都趕下鄉(xiāng)，特別是大學畢業(yè)生都得到農村去。我1964年年底就跟著全所到山東搞“四清”去了。完了以后留下勞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回來。

　　這時開始大批判，我們所批判吳晗、翦伯贊，我們幾個年輕人就給那些寫大批判文章的人準備資料。顧頡剛先生當時一個月工資是340元，受批判初期仍包三輪到所里上班。有一次，一些小學生拿西紅柿砸他，后來他還在日記里記了，覺得不可理解。我們的老所長尹達一度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并負責《紅旗》雜志，所里批判翦伯贊的文章都已經(jīng)寫好了，但尹達因為在所里搞“鎮(zhèn)壓”群眾受批判，被中央文革轟了出來，文章才沒有在《紅旗》雜志發(fā)表，現(xiàn)在看來，真是萬幸。

　　1969年，我去“五七”干校勞動，因為年輕力壯，在那里我什么活都干，180斤的大麻袋，我扛上就走。1971年底，就回北京開始陸續(xù)恢復工作。當時，郭沫若還是副總理，胡厚宣先生給他寫了幾封信，說1959年開始搞的《甲骨文合集》應該接著做，所里有幾個學生和助手，應該參加這個工作。郭沫若表示支持。從1972年起，我們就開始做這個工作了。歷史所當時只有一批人在做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所里其他的人都在家里閑著，在家里搞“逗（孩子）、劈（豬頭）、改（家具）”。一開始軍宣隊不讓我們搞《甲骨文合集》，書不借，稿紙不發(fā)，搞運動的時候我們還得去。直到郭沫若干預后，此事才由“地下”工作走到地上，真正“合法”。

　　這個時期也發(fā)生過一場爭論：是邊整理邊研究還是先整理出材料再研究？有人認為邊整理邊研究耽誤工作，不應該。幾個新加入的人寫了一封信，要邊整理邊研究。后來核心組向郭沫若匯報情況時談到了這些，郭發(fā)話說，還是邊整理邊研究好，研究能提高整理水平，整理能加強研究工作。1977年安陽殷墟婦好墓被發(fā)現(xiàn)了，郭沫若認為是第二期的東西。我們寫了一篇文章，認為她死在武丁時期，比郭老認為的稍早一些，給他寄去，郭老給我們回了信。1978年，我們請他看過一篇文章，他用鉛筆給我們回信不久就去世了。他對后輩學人的提攜和關懷我們永遠不能忘記。

　　做甲骨文釋文，獲益匪淺

　　在《甲骨文合集》出版的過程中，大家都積累了不少的專業(yè)知識，寫了一些東西，出了一批成果。《甲骨文合集》問世以后，形成了一個新的甲骨學研究熱潮。無論從著作的篇數(shù)，還是從研究的人員，或者從研究質量來說，比以前都要深入、全面得多。當時的社科院院長胡喬木給予了很高評價，李一邙說這是建國以來古籍整理最大成果。

　　《甲骨文合集》出了以后，胡厚宣先生開始動員大家做釋文。因為這個合集都是一片一片的，搞甲骨文的人能明白，但其他學科的人也要使用，這就要做釋文。《甲骨文合集》總共13本，一個人做一本釋文，我做的是第10本。二年以后，需要進行總審校。這個工作讓我負責。因為這時開始評職稱，大家都在家里寫文章，而做這個工作等于就是奉獻，只得我和楊升南先生兩個人做，做了兩年零8個月。胡厚宣先生已經(jīng)八十多歲，我們倆遇到意見不統(tǒng)一的時候才讓他定奪。

　　做這個工作可沒有任何補助和報酬，工作條件也很惡劣。不過在此過程中，我們兩人也獲益匪淺，楊升南先生寫了一本《商代經(jīng)濟史》，填補了一項研究空白；我寫了一本《甲骨學通論》。1999年是甲骨文發(fā)現(xiàn)100周年，從1994年開始，我們開始做這方面的準備。先后做了三個大項目。隨著考古新發(fā)現(xiàn)的增多，我們又搞了殷商文明國際學術討論會。到1999年紀念甲骨文發(fā)現(xiàn)100周年大會的時候，世界上有影響的甲骨學家都來了。

　　回顧我自己的經(jīng)歷，我覺得自己只不過就是“過渡”階段的學人，既比不上王國維、郭沫若這樣的大家，在起點上也比不上今天的年輕人。但是，我們的工作為后來的研究者鋪平了道路，他們可以踩著我們的肩膀往上攀登。(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