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統(tǒng)一全國以后，繼續(xù)維持著一個強大帝國的形象和地位。

進入康熙朝，隨著經(jīng)濟的迅速恢復(fù)和發(fā)展，清朝國力不斷強盛，整個政權(quán)統(tǒng)治開始步入穩(wěn)定和繁榮階段。與此同時，清朝政權(quán)同周圍的鄰國也保持著密切的關(guān)系。憑借富庶的經(jīng)濟基礎(chǔ)和強大的軍事威懾力量，清王朝使周邊的小國都把自己置于屬國的地位，并定期派使臣到北京朝見納貢，接受冊封。

據(jù)道光時曾任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的龔自珍記載，截止嘉慶時期，定期向清朝納貢朝見的近鄰有朝鮮、越南、緬甸、蘇祿（即今菲律賓蘇祿）、南掌（老撾）、暹羅等國。這些國家都分布在亞洲東北部和東南部，雖然有各自的語言，但大多使用或通曉漢字，同處于一個漢字文化圈之中。在這些國家與清朝的文化交往活動中，書法與詩文、繪畫一樣作為主要內(nèi)容而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中以日本、琉球（今日本沖繩）和朝鮮對書法興趣最為濃厚。

朝鮮和日本作為中國的近鄰，與中國的交往由來已久。從南北朝時期開始，中國文字及書法藝術(shù)逐漸通過朝鮮半島再傳入日本，因此，這兩個國家也都有著長期的書法傳統(tǒng)并緊緊追隨著中國書風的演變。隋唐以來，歷代凡是能夠獨創(chuàng)風格、開啟流派的著名中國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朝鮮、日本的書壇有所影響。

在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的初期，實行儒教治國政策，鼓勵學習漢文化。其時正值中國的明、清鼎革之際，劇烈的社會動亂使得一些中國文人避亂東渡，其中最有影響的當屬來自福建黃檗山的禪僧隱元、木庵師徒及其他黃檗系僧人。

隱元與木庵等于順治十一年（1654）渡海來到日本，并在日本創(chuàng)建了新的黃檗山萬福寺，隱元任開山住持。黃檗系禪僧以擅長詩詞和書法著稱，其中隱元（1592-1673）、木庵（1611-？）、獨立（1596-1672）等人書名最顯。

隱元禪師像

隱元俗名林隆琦，福建福清人，二十八歲剃度于福清縣西的黃檗山，四十六歲晉為住持，書法承襲其師費隱。木庵俗名吳性瑫，福建泉州人，出家前即十分仰慕晚明書家張瑞圖的書法，并且一直與張瑞圖之子張潛夫保持著密切交往。隱元、木庵師徒東渡日本時，帶去了大量張瑞圖的書畫作品，為張氏書風后來在日本的盛行提供了基礎(chǔ)條件。獨立俗名戴笠（跟那個大特務(wù)頭子同名同姓），字曼公，杭州人，到日本后更名性易，字獨立。他在中國時即以“博學能詩，兼工篆隸”知名。黃檗山系禪僧的到來，對日本的書法風氣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帶來的晚明書法風格受到日本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廣泛歡迎，不僅使明代書風成為這一時期日本書家的主要學習對象，更對以往日本書家很少涉獵的隸書在日本書壇的興起具有推動之功。

明末清初，中國書法界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是隸書的復(fù)興和流行。此后不久，在日本書家中也漸漸興起書寫隸書的愛好。當時日本書家學寫隸書所臨習的主要是唐玄宗的《石臺孝經(jīng)》、文徵明等人的《四體干字文》等范本，漢碑則僅能見到《夏承碑》《郭有道碑》及新出土的《曹全碑》等少數(shù)幾種，這種取法途徑與清初擅寫隸書的中國書家大致相同。

到乾隆時期，中國書法界在金石考據(jù)學風的推動下出現(xiàn)了一大批精研碑版、擅寫篆隸的書家，這種現(xiàn)象也在日本書壇有所反映。除漢隸碑拓外，像錢泳臨古并摹刻的《問經(jīng)堂帖》《攀雲(yún)閣帖》這樣的刻帖紛紛傳入日本，成為當?shù)貢�家學習隸書的依據(jù)。不僅如此，日本書家還將宋代婁機的《漢隸字原》、洪適的《隸釋》《隸續(xù)》及清代顧藹吉的《隸辨》等著作在日本刊印發(fā)行，特別是其中《隸辨》一書被刪削縮編，從一部“為解經(jīng)作”的研究參考著作變成了幫助認識隸書字形的工具書籍。江戶時期日本書壇上隸書興起和發(fā)展的過程，與中國從清初到乾嘉時期的情形基本相似，只是在時間上稍顯滯后。這種情況表明，作為書法母國，中國書壇的動向變化對周圍國家的書法風氣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

這種影響還表現(xiàn)在周邊國家對中國書家的推崇和仰慕方面。在中國與朝鮮、日本等國家的文化交往中，書法始終是一項重要的內(nèi)容。清朝派出的使臣往往攜帶著皇帝御書或著名書家的作品當作禮物，而各國派往清朝的納貢使節(jié)來到中國后，也經(jīng)常四處求購名家翰墨，帶回國去宣傳、饋贈�？滴跏�七年（1678），清朝派大臣出使朝鮮，以順治帝手書“正大光明”及康熙帝手書“清慎勤”頒示，而使臣索要的回禮“惟詩文與書法而已”。

康熙二十一年（1682），清朝又遣使赴琉球冊封，正使汪楫應(yīng)其國王之請，以擘窠大字為其題寫宮殿匾額，亦深得贊賞。乾隆間梁同書、王文治等人以善書而享譽南北，名聲遠播海外。日本、琉球、朝鮮等國的貢使、商人及留學生爭相以重金求購，且日本王子、琉球國王都派人來求，可見其影響之大。就連當時以狂怪著稱的鄭燮，也引起外國人的注意，朝鮮丞相李艮曾專門派人持其名刺來求字。據(jù)鄭燮記述，其名刺“高尺二寸，闊五寸，厚半寸，如金版玉片，可擊撲人”，堪稱鄭重其事。梁同書不僅有許多作品流傳到海外，而且還將自己的書論寄往國外。

曾有從日本回來的人將日本書家市河米庵（1779-1857）書寫的一部《試毫帖》拿給梁同書看，梁氏在上面題寫了跋語，并將自己所著《論書帖》一冊寄贈給市河米庵，后者遂將梁氏此書更名為《山舟書論》，與王澍的《論書剩語》、朱履貞的《書學捷要》一起以《清三家書論》為題刊印發(fā)行。與梁氏同時的王文治，則更有親身到過國外的經(jīng)歷。王文治年輕時，曾于乾隆二十年（1755）作為隨員參加以全魁、周煌為首的使團到琉球去冊封琉球國王�？岷脮�法的王文治對琉球的書法頗感興趣，后來他在跋“琉球國書”時寫道：

此琉球國國書也，如中國草稿，而其文不可識。余嘗有詩云：“蛟龍滿紙我不識，但覺體類芝與顛。”觀此卷可證余詩非誣矣。

從王文治的跋語及詩句的描寫推測，其所謂“琉球國書”，應(yīng)該就是日本的假名書法。而王文治的這次出國經(jīng)歷，亦成為其日后書名遠播海外的重要契機。就當時的條件來講，能夠遠游異邦確是不同尋常的經(jīng)歷，這使得他在同外國人的交往過程中，比他人更容易受到歡迎。

乾嘉時期，中國書壇碑學思潮興起，不久后也相繼波及到朝鮮、日本等國的書法界。嘉慶十四年（1809）冬，二十四歲的朝鮮書家金正喜（字元香，號秋史、阮堂等，1786-1856）跟隨父親一道來北京向清廷朝貢。金正喜在來中國前已對書法下過功夫，在本國頗有書名。到北京后，他在文史和書法方面的知識獲得許多清朝學者和文人的稱贊，并且得以拜著名學者、書家翁方綱和阮元為師，請教學習。

在中國期間，金正喜接受了乾嘉學派注重考據(jù)的治學方法和碑學書法觀點，同時搜集了不少金石碑版資料，見解和眼界都得到明顯提高，為其以后大半生的學術(shù)和書法事業(yè)奠定了基礎(chǔ)。回朝鮮后，金正喜將在中國學到的治學方法加以發(fā)揮運用，致力于對中國和朝鮮古代碑刻的研究考證，著有《阮堂先生集》《金石過眼錄》《實事求是說》等著作。書法上，他的主要成就是在隸書書體，主張“正書、草書均源于隸書，學隸必當上學確立波磔之西漢隸書。隸以雄強古拙者為上，漢隸之所長皆在于拙”。毫無疑問，他的這些觀點完全是從清朝碑派書家那里接受過來的。

由于在書法領(lǐng)域突出的創(chuàng)作成就和研究水平，金正喜被朝鮮人尊自己民族的“書圣”。回國以后，金正喜繼續(xù)與中國書法界保持著長期的聯(lián)系。直到道光十年（1830），阮元的養(yǎng)子阮常生還曾將自己的書法作品寄往朝鮮給金正喜。

阮常生《贈金正喜臨石鼓文軸》

其時，中國的碑學運動方興未艾，通過與外國書家之間的交流，也使這股風氣的波及范圍擴大到海外鄰國。據(jù)記載，當時到中國來的朝鮮人多有攜帶其本國古代石刻拓本者，以便在結(jié)交清朝士大夫時投其所好，因此，朝鮮碑刻也逐漸受到清朝學者的注意。著名金石學家劉喜海與朝鮮學者趙羲卿、趙景寶叔侄為金石交，得趙氏所贈朝鮮碑拓甚多，據(jù)此著成《海東金石苑》八卷。另一位著名學者翁方綱亦撰有《海東金石文字記》五卷，其中收錄的碑刻資料則多半來自其朝鮮學生金正喜的貢獻。

翁方綱《跋新羅<鍪藏寺碑>》（部分）

進入清代后期，隨著清朝國門大開，外國勢力相繼侵入中國，清朝與外國的來往大量增加，官方和民間的文化、經(jīng)濟交流也日益頻繁。在書法領(lǐng)域，一個明顯的特點是中國與日本兩國書法界的相互來往越來越普遍，日本很快成為中國書法向海外拓展影響的主要對象。而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在此前的江戶時代中后期實行閉關(guān)鎖國政策長達二百余年，其間外來文化的輸入受到很大限制。進入明治時期（1868—1911）以后，日本開始打開國門，廣泛接受外來文化。光緒三年（1877），清朝政府在日本設(shè)立了公使館，隨后兩國書法家交往漸多，在這一發(fā)展過程中起到?jīng)Q定性推動作用的，應(yīng)該說是中國著名學者和書法家楊守敬的日本之行。

光緒六年（1880）四月，四十二歲的楊守敬在北京參加會試落第，于是他應(yīng)清朝駐日本公使何如璋的邀請攜家赴日。由于行期緊迫，無暇回湖北老家，所以將在北京的全部行李都帶到日本，其中包括大批圖書和一萬多件碑刻拓本！在國內(nèi)，楊守敬即以歷史地理學、目錄學和金石學的研究著稱于時，更是一位知名書家。

他的到來，立即引起一部分日本書法家的注意，當時日本著名的書法家和漢詩人日下部鳴鶴（1838-1921）、巖谷一六（1835-1905）、松田雪柯（1823-1881）等人立即相約來拜訪了楊守敬。由于目下部鳴鶴等人既擅書法，又有較深的漢學修養(yǎng)，并以此頗為自負，所以盡管對楊守敬的名聲早有所聞，但內(nèi)心并不以為然，最初的會面帶有很大試探摸底的性質(zhì)。然而通過筆談交流，楊守敬廣博的知識和新穎的觀點立即使這三位日本書家大為嘆服，尤其是楊氏帶來的漢魏六朝碑拓資料，更讓日本人眼界大開。其時碑學理論已在中國書壇風靡天下，深入人心，對古代碑版石刻的收集、鑒藏也成為普遍現(xiàn)象。而對日本書法界來說，除了本國的書法傳統(tǒng)外，對中國書法的了解還是以明代以前為主，清代的碑學理論及漢魏六朝碑刻書法都是十分陌生的事物。

因此，楊守敬的治學方法和見解將日本書家引進了一片嶄新的天地，他依靠個人力量收藏的一萬多件碑拓，在日本人看來，不僅頓生望洋之感，簡直就是不可思議之事。由此，日本書家對楊守敬尊敬有加，不斷來拜訪，請教討論書法問題，同時借觀或購買碑帖拓片資料。這種交往一直保持到楊守敬離開日本回國。

楊守敬在日本停留四年，其間他利用各種場合和方式，與日本的文化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交流，其中與書法家來往最密切。他通過宣傳清代的碑學書法理論，介紹中國古代碑刻書法資料，使日本書法界對中國的金石學和碑派書法發(fā)生了極大興趣。楊守敬去日本時，除碑帖拓本外，還攜去一批自己在中國刊印的書法和金石著作，其中包括《楷法溯源》《激素飛清閣藏碑》等。到他回國之前，這些書籍及碑帖拓本都已經(jīng)出售給了日本的書法家和收藏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平碑記》《平帖記》稿本也在日本書家中傳抄并在稍后被印刷出版。楊守敬的這些活動及影響，促使日本書法家紛紛接受碑學并到中國學習，最終導(dǎo)致日本的書法風氣發(fā)生了巨大轉(zhuǎn)變，楊守敬也因此而被譽為是“近代日本書道之祖”。

楊守敬在日本贏得巨大聲譽和推崇，他于光緒十年（1884）回國后直到民國四年（1915）去世，始終受到日本書法界的關(guān)注并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除書信往來外，日下部鳴鶴的弟子山本竟山（1863-1934）也拜楊守敬為師，常來中國，在楊守敬與日本書家之間傳遞消息。

楊守敬致山本竟山信札（部分）

山本竟山曾將日下部鳴鶴的照片帶來中國，請畫家為其畫了兩張畫像，然后再請楊守敬和吳昌碩分別在畫像上題贊。辛亥革命爆發(fā)后，楊守敬匆忙避居上海，家產(chǎn)盡失，生活窘迫，不得不以出賣所藏碑帖書籍為經(jīng)濟來源。此時，日下部鳴鶴和山本竟山師生二人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在日本廣泛推薦楊守敬的書法，為楊聯(lián)系賣字，并負責郵寄、分發(fā)及代轉(zhuǎn)潤金等具體事項，先后售出作品達七百五十件以上，大大緩解了楊守敬的經(jīng)濟壓力。

此外，另有一位來自日本福岡的水野元直到上海，執(zhí)意要拜楊守敬為師學習書法，楊守敬為其撰寫了一本教材，名為《學書邇言》。幾個月后，水野元直回國時將此書抄錄一本帶回日本，隨即在日本刊刻印行。

《學書邇言》手跡

在此期間，楊守敬還曾應(yīng)日本朋友之請，為日下部鳴鶴書丹的兩塊碑碣題寫篆額。1915年楊守敬去世的消息傳到日本后，其弟子山本竟山立即發(fā)起組織了追悼活動，除陳列楊氏生前的著作、墨跡及用品外，還舉辦了介紹楊氏學術(shù)成就和書法藝術(shù)的講演，包括日下部鳴鶴、內(nèi)藤湖南、長尾雨山等人在內(nèi)的眾多日本書法界名流參加了悼念活動。足見其在日本影響之大。

在楊守敬赴日本并傳播介紹了碑學書法思想以后，日本書家對清朝書法的興趣大大增加，紛紛來到中國學習和交流。當楊守敬還在目本的時候，日本書家中林梧竹（1827-1913）便已經(jīng)渡海來到中國，直接向中國書家潘存請教和學習北碑書法，其后又有北方心泉來拜俞樾為師。到了楊守敬回國時，日本書壇崇尚北碑、追求雄渾格調(diào)的局面已經(jīng)初步形成，與中國書法界的交往日益頻繁。

光緒十二年（1886）初，日本青年秋山碧城（名純，字儉為）來到中國，第二年春天，經(jīng)在上海經(jīng)商的同胞岸田吟香的介紹，進入著名書法篆刻家徐三庚門下為弟子，并舉行了正式的拜師立契儀式。秋山碧城在徐三庚門下學藝近三年，光緒十五年（1889）十月，在其歸國前夕，徐三庚又鄭重其事地為他書寫了一張文憑證明，其中談到：“日本儉為秋山純，自丁亥春從予肄業(yè)，于今既三年矣。專習篆、隸、六朝，后潛心篆刻，迄無荒謬廢弛等情，已上其堂極其奧……予愛其心志之切，嘉其慧學之熟，立此文憑以與焉。”從這個文憑中可以看出，秋山碧城是深得徐三庚贊賞的得意弟子。

此外，在中國期間，秋山碧城還曾向名畫家蒲華學習行草書。秋山碧城攜帶著大量徐三庚、蒲華的書法作品和古代碑帖拓本回到日本，隨即開始大力宣傳。他與另一位向日本介紹徐三庚的篆刻家圓山大迂一道發(fā)起成立“淡泊會”，向同道展示從中國帶回來的法書碑帖資料，供人學習臨摹。

徐三庚獨特新穎的篆書風格立即使向來不擅長寫篆隸的日本書家為之傾倒。著名書家西川春洞（1847-1915）很快棄舊法，轉(zhuǎn)而悉心研習徐三庚的篆書。同時西川春洞還把對徐三庚的推崇之情傳染給自己的好友著名篆刻家中村蘭臺（1856-1915），中村蘭臺很快也被徐三庚所征服，陷入對徐氏印風的癡迷與模仿。

通過秋山碧城的宣傳介紹以及西川春洞和中村蘭臺的成就與影響，徐三庚的書法篆刻在日本受到了廣泛的重視，特別是其印章風格，使得日本篆刻界從刻刀的選用到作品的審美追求都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面貌為之一新，以至于徐三庚在日本的名氣和影響，遠遠超過了國內(nèi)。

光緒十三年（1887）四月，二十一歲的宮島詠士（1867-1934）渡海來到保定蓮池書院，拜著名書家張裕釗為師，學習詩文和書法。此后直到光緒二十年（1894）張裕釗去世，宮島詠士在七年里始終追隨侍奉張裕釗，從保定蓮池書院到武昌江漢書院，然后到襄陽鹿門書院，最后到西安。

張裕釗死后，宮島詠士攜帶了一批張氏作品回到日本，一面創(chuàng)建教授漢語的“善鄰書院”，一面繼續(xù)研習張裕釗的書法風格，同時還廣收弟子，按照張氏技法教授北碑和唐楷，將張裕釗書風傳播發(fā)揚。宮島詠士自己的書法則在張裕釗的基礎(chǔ)之上，進一步強調(diào)銳利和縱肆之氣，形成獨特面目，并通過眾多弟子的繼承傳習，最終發(fā)展成為日本現(xiàn)代書壇上的一個重要派別。

不僅年輕的日本學生紛紛來中國學習，在日本國內(nèi)已經(jīng)取得成就并具有一定地位的書家，因被清朝書法風氣和成就所吸引而來中國交流考察者也不乏其人。

光緒十七年（1891）三月，曾深受楊守敬指導(dǎo)并成為日本書壇學習北碑帶頭人的日下部鳴鶴渡海游歷中國。他此行雖然沒能再次見到楊守敬，卻結(jié)識了包括俞樾、吳大澂、楊峴及吳昌碩在內(nèi)的一大批中國著名學者、文人和書法家。

吳大澂致日下部鳴鶴

回國后，日下部鳴鶴仍然與中國書家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除楊守敬外，其與吳昌碩交誼亦十分深厚。二人不僅互相贈詩，吳昌碩還應(yīng)日下部鳴鶴所請，為其刻印多方，1922 年日下部鳴鶴去世，其墓碑篆書也是由吳昌碩親筆題寫的。

西泠印社內(nèi)吳昌碩與日下部鳴鶴結(jié)友百年紀念碑

光緒二十九年（1903），日本著名學者、書法篆刻家長尾雨山（1864-1942）來到上海，受聘在商務(wù)印書館主管中等教科書的編譯工作，到民國三年（1914）回國為止，他在中國旅居達十二年。在這段時期內(nèi)，由于長尾雨山同中國文化界人士的廣泛交往以及其他中、日兩國文化名人的類似活動，中、日兩國書法界的交流往來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

長尾雨山與當時日本文化界、書法界的名流如內(nèi)藤湖南、犬養(yǎng)木堂（1855-1932）、副島蒼海（1828-1905）、富岡桃華（1872-1918）等人關(guān)系非常密切。在來到中國后，又結(jié)識了一大批中國的文人、學者和藝術(shù)家，其中交往比較多的有吳昌碩、鄭孝胥、羅振玉、吳隱、丁輔之及張元濟等人。因此，長尾雨山自然而然的成為中、日兩國書家之間交往的中介和聯(lián)系人。如犬養(yǎng)木堂酷愛吳昌碩的篆刻，但無緣獲得，于是曾寫信托長尾雨山代為求刻。

此外他還曾經(jīng)于民國二年（1913）組織來華的日本人在吳隱陪同下游覽紹興蘭亭，祭奠“書圣”王羲之，然后參加西冷印社組織的紀念活動。

早在光緒三十年（1904）西冷印社成立時，初期社員中有兩位日本人，一位是河井荃廬（1871-1945），另一位就是長尾雨山。作為西冷印社的外籍社員，長尾雨山與印社首任社長吳昌碩的交誼十分深厚。長尾雨山以擅長漢詩著稱于日本，因而與吳昌碩詩詠往還頗多，長尾雨山回國后，仍然與吳昌碩保持著互相通信和寄贈詩作的關(guān)系。在吳昌碩給長尾雨山的信中，甚至有“自先生返櫂后，而詩興為之一沮……明春擬發(fā)豪興作東瀛游，藉觀上國，乃與先生短檠談藝孜孜三晝夜，是亦缶之老年一快樂境地”的表白，思念之情，溢于字里行間。當時吳昌碩的書畫在日本非常受歡迎，大阪的高島屋美術(shù)部曾兩次舉辦吳昌碩書畫展，這兩次展覽以及吳去世后日本舉辦的吳昌碩遺墨展的圖錄序言，都出自長尾雨山之手。

另一位西泠印社的初期日籍社員河井荃廬，在將清朝碑學書風導(dǎo)入日本的過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河井荃廬年輕時學習篆刻，深受徐三庚影響，后寫信拜吳昌碩師，多次赴上海當面向吳求教。在師事吳昌碩的同時，河井荃廬又傾心服膺趙之謙印風，遂悉心模仿，進而大量收集趙之謙的墨跡和印章帶回日本，宣傳鼓吹。

與秋山碧城從師于徐三庚，并將其書法篆刻引入日本，和宮島泳士在日本發(fā)揚光大張裕釗書風一樣，河井荃廬對趙之謙書法篆刻的介紹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巨大影響，亦成為日本近代書風追隨清代碑派書法這一過程中又一個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河井荃廬以其通過與吳昌碩等中國書畫家的密切交往而獲得的深厚金石學修養(yǎng)和對中國文物的鑒賞力，尤其是對趙之謙藝術(shù)風格的繼承和傳播，在日本書法界贏得了很高的地位和聲譽，成為日本近代書壇上最重要的篆刻家之一。

上海作為當時中國的經(jīng)濟、文化中心和藝術(shù)家最集中的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國同道。除上述日本書家外，當時朝鮮著名的書畫家閔泳翊（字立羽，號園丁、竹楣、石尊、竹洞農(nóng)、千尋竹齋等，1860-1914）亦因躲避圍內(nèi)戰(zhàn)亂而寓居上海直到去世。他與吳昌碩等人來往密切，吳昌碩為其鐫刻自用印數(shù)量甚多（吳昌碩印作大凡印面中有“園丁”二字者，印主皆是閔泳翊）。

閔泳翊像

作為與中國書法界交流最多、受清代碑學影響最大的國家，日本在有關(guān)中國的書法資料和書學著作的印刷出版方面，也十分引人注目。

早在江戶時代中期（清朝康熙末到嘉慶末），日本書家就已經(jīng)大量翻刻印行了中國的《夏承碑》《曹全碑》《郭有道碑》等漢碑以及各種四體、五體、六體乃至十體《千字文》，楊守敬到日本后，又利用攝影石印技術(shù)，將一批中國歷代碑刻拓本縮印，編成《寰宇貞石圖》出版，其中大部分碑刻對一般日本書家來說，都是第一次見到，大大開闊了他們的眼界。

此后，羅振玉和王國維于辛亥革命后旅居日本，在研究學術(shù)的同時，也編輯印刷了多種中國古代書跡。羅、王所刊印的重點在于當時新發(fā)現(xiàn)的各種古代書跡資料，如《流沙墜簡》《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后編》《漢晉石刻墨影》《六朝墓志菁英》，以及《墨林星風》（收人敦煌石室所出唐拓本唐太宗《溫泉銘》、歐陽詢《化度寺碑》、柳公權(quán)《金剛經(jīng)》）等，都是在日本編輯出版的。這些材料不僅對日本書家，對中國書法界同樣是陌生和嶄新的，因而具有極高的啟發(fā)和參考價值。

在書學論著方面，繼楊守敬的《激素飛清閣平碑記》《激素飛清閣平帖記》及《學書邇言》在日本出版并形成廣泛影響后，光緒十七年（1891）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在中國的出版，不僅引起中國書壇的強烈反響，同樣也引起日本書法界的極大重視，隨即出版了以《六朝書道論》名的譯本。僅在康有為生前，此書在日本就被翻印達六版之多，反映出日本書家對清代碑學思潮如饑似渴的傾倒和歡迎程度。事實證明，清代碑學理論的出現(xiàn)，不但是中國書法史上重要的轉(zhuǎn)折點，也是促成日本近代書風轉(zhuǎn)變的主要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