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770年，杜甫死在湘江的一條小船上。

這位大詩人曾經(jīng)放出豪言：“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結(jié)果死的時候，半寸土地都沒占到，說起來實在叫人心酸。

除了詩壇的成就，杜甫無疑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死是中國文人史上的大事件。

假如文人是世俗人眼中的“窮酸”，那么杜甫在“窮酸”中位列第一。

同時代的文人大多過得很清苦，沒錢沒房沒車，過著漂泊不定的生活，但杜甫過得更苦，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沒有保障。

別人沒錢買房子可以租房子住，杜甫只能四處“漂著”，依靠朋友接濟勉強過日子。最困難的時候，一年搬了四次家。對此，他也自艾自憐、賦詩感慨說“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杜甫是一個好人。除了歌以明志，表達自己的政治抱負以外，他最大的心愿是擁有一個安定的生活。

但是上天總喜歡跟他開玩笑，杜甫唯一擁有的一套房子，是朋友嚴武在成都的郊區(qū)給他蓋的茅草屋。

在這里，杜甫迎來人生的片刻安寧。思考天下大事累了的時候，與山村的熊娃娃玩游戲。

期間，在一個狂風大作的八月夜晚，杜甫寫就著名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希望老天爺賞賜他一座大房子，來庇護天下落魄的文化人。

這首詩的整體理念是一個胸襟遠大的格局。實際上，它也表達了杜甫內(nèi)心對“房子”的需求。

詩圣也是人，沒有必要把詩圣想象成“不食人間煙火”的樣子。

一個人窮到?jīng)]有房子住，兒子跟著自己四處漂泊最后餓死。在這樣的處境里，要是內(nèi)心依然波瀾不驚，除非他是神仙。

后來，朋友嚴武死了。杜甫人生唯一的“茅草屋”也沒了，最后死在湘江的游船上。

在買房的問題上，杜甫是古代文人中最不幸的一位。別人買房錢不夠的話，或是借錢，或是貸款，半生落為“房奴”，但是杜甫連做“房奴”的機會都沒有。

二、

很多現(xiàn)代人抱怨房價高，時常發(fā)牢騷要穿越回到古代買房。殊不知，從古到今“住房貴”的問題一直存在，杜甫那樣的大文豪尚且如此，普通人回到古代更買不起房。

杜甫買不起房子，跟他的所處的中唐晚期有一定關(guān)系，那時的唐朝已經(jīng)不是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李唐，但整體影響不大。

作為“唐宋八大家”的韓愈，一生混跡官場且都是要職，依然為了買房犯愁。

韓愈輾轉(zhuǎn)做過監(jiān)察御史、中書舍人、吏部侍郎，相當于現(xiàn)在“部”級部門的人員。

即便如此，韓愈還是奮斗30年，才實現(xiàn)在帝都長安買房的人生理想。買了房的韓愈，內(nèi)心激動無比，為此專門賦詩說：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

韓愈生于公元768年，這首《示兒》寫于公元815年，直到虛齡48歲才在長安扎根落腳。

白居易在28歲進士及第，31歲走向工作崗位。試用期滿后，32歲的白居易擔任秘書省校書郎，大致是今天的國家圖書館管理員。

如果說韓愈是公務(wù)員，那么詩魔白居易則是事業(yè)人員。身為“事業(yè)編”的白居易同樣因房而苦惱。

擔任秘書省校書郎時，白居易的工資為月俸祿一萬六千錢，要比。你很難想象，一個吃公家飯的人居然住在長安城東部郊區(qū)的四間茅租房里。

因為上班的路途比較遠，早晨六點打卡的話，四點鐘就得起床。為了白居易專門養(yǎng)了一匹馬，另外花錢雇了兩個保姆，每月要給他們開7500錢的工錢。

刨去所有開支，多少生點積蓄。即便是能存錢的白居易，依然不能短期實現(xiàn)買房的理想。

數(shù)年過去，白居易升任京兆戶曹參軍時，京兆是雍州，戶曹參軍是專管戶口、農(nóng)桑、祭祀的唐代官職，類似現(xiàn)在的民政部門。

此時，白居易的俸祿已經(jīng)達到四萬到五萬錢，但依然過著“月光族”的生活，他在詩里寫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

白居易在長安城斷斷續(xù)續(xù)居住了二十多年,到死也沒有置辦上房產(chǎn)，“北漂”二十年，全靠租房過活。

他曾在《卜居》中自嘲說：

“游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長羨蝸牛猶有舍，不如碩鼠解藏身”。

白居易買不起房子，有他自己的原因。文人品性風流，花錢不在乎。為了追求高質(zhì)量的生活，買丫鬟、納小妾、辦酒宴、逛青樓。

三、

唐朝以前，中國人基本沒有“房價”的概念。

尤其是漢朝以前，《后漢書·百官志》記載，漢朝最低一級的官員叫“佐史”，一年的俸祿是96斛米，相當于9600錢。

不亂揮霍的話，差不多兩三年能在城市買一套小平房的房子。

“炒房”最早興起于唐玄宗時期。史書記載，朝廷曾經(jīng)拍賣過一處房產(chǎn)。規(guī)模為房屋39間，占地2.9畝的四合院，最終價格為138貫（13.8萬錢）。

此時，一銅錢的購買力抵現(xiàn)在3塊錢，相當于45萬元。唐玄宗時期，首都長安占地3畝的四合院只要不到45萬的價格。

《新唐書·食貨志》記載，

玄宗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閤、庶仆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一品錢三萬一千，二品錢二萬四千，……七品錢四千一百，八品錢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錢千九百一十七。

祿米則歲再給之：一品七百斛，從一品六百斛，二品五百斛，從二品四百六十斛，……至從七品七十斛，八品六十七斛，自此五斛為率，至從九品五十二斛。

拿最低級的九品芝麻官來說，年俸祿為1917*12=23004錢，米為52斛。

一套占地三畝的四合院售價為13.8萬錢，相當于九品官6年的俸祿。

照這么說，唐朝的房價太便宜了，杜甫不至于住在朋友捐贈的茅草屋，韓愈不至于奮斗30年，白居易也不至于畢生買不起房。

實際上，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

四、

唐朝是封建社會蓬勃發(fā)展的時期，也是封建社會秩序逐漸完善的歷史階段。

朝廷為了穩(wěn)定社會秩序，推出一系列“限購令”�！短屏�典》是這樣規(guī)定的：

良口三人以下給一畝，三口加一畝；賤口五人給一畝，五口加一畝。

意思是說，在唐朝買房子，不單單是錢的事，要看身份和戶口。

所以，不要被唐太宗那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話給懵了。既然唐朝是封建社會，它必然不會有真正的人人平等。

在唐朝，社會上分為貴、良、賤三種類型。

貴人，是唐王朝的貴族官僚；

良人，是沒有貴族的身份高貴，但他們有房、有地、有家產(chǎn)、有人身自由，也可以理解為豪紳地主階級。

賤民就慘了。沒有任何社會地位，有的是因為犯罪被沒收為奴，有的是給官府大戶充當雜役的樂工、木工等手藝人。

哪怕你再有錢，你的祖上是什么身份，決定著你擁有的房子面積。

三口之家的良人，可以住一畝大的房子，而賤口只能五人住一畝。超過了就是違反唐朝的典令，要受到懲罰。

對于官吏，同樣有著嚴格的規(guī)矩。比如，王公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栱藻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五間五架。五品以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廳廈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兩架，仍通作鳥頭大門。

一旦超越朝廷的規(guī)制，那將是僭越的危險行為，極有可能腦袋搬家。

唐朝對房產(chǎn)的控制，真可謂煞費苦心。在置辦房產(chǎn)時，各種條款限制，在賣房產(chǎn)時，更是一波三折。

唐朝不但有“限購令”，還有“限賣令”，房屋買賣要遵守“先問親鄰”的前提。

《唐會要》記載:“天下諸郡，有田宅產(chǎn)業(yè)，先己親鄰買賣”。

當然，李唐朝廷頒布這樣的典令，出發(fā)點不是民生。而是維系社會的宗族秩序，防止大唐的臣民隨意遷徙，如此便于朝廷管理人口。

但它無意中降低了唐朝社會的房價，增加了房地產(chǎn)交易的難度。買賣頻率降下來了，賣買的價格自然漲不上去。

這也是為什么開元盛世、安史之亂過后，唐朝的房價開始飛漲的原因，因為朝廷對地方的控制力下降，人口流動比較大，房產(chǎn)交易變得自由，房價也就上去了。

五、

除了限購、限賣以外，唐朝對房產(chǎn)征稅更是“毫不手軟”，只不過此時的“房產(chǎn)稅”叫“間架稅”。

所謂“間架”是“每屋兩架為間”。有過農(nóng)村生活經(jīng)歷的朋友會有印象，屋地上的房梁，有幾處空間，說明房屋為幾間房。

征收“間架稅”要分豪宅、普通房�！吧衔荨保ê勒�）每年每間收2000錢，“中屋”每年每間收1000錢，“下屋”每年每間收500錢。

怪不得說“長安米貴，白居不易”。普通城市都是如此，何況天子腳下的長安。

六、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唐朝對房產(chǎn)的限制是對唐朝老百姓的一種保護。

人性對聲色犬馬的追求，無外乎“票子、房子、車子、妻子”。人一旦有錢了，想一如既往地節(jié)儉是很難的，總是會變著法的“胡作”。

在唐朝，即使你有錢，你也買不到奢侈的豪宅，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富人的窮奢極欲，也防止了富人哄抬物價，對窮人造成的盤剝。

窮人窮得飯都吃不上，富人的馬因為吃得太撐了，還要雇人上街遛馬；窮人無立錐之地，富人再遍地蓋房子置辦地產(chǎn)。

長此以往，必然會加劇貧富差距，引起社會的“仇富情緒”，進而制造出不必要的社會矛盾。

如此來看，有時候，古人的智慧還是很有遠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