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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與文化傳統(tǒng)的重建

文丨劉夢溪

我們面對的是當代文化，而當代文化的構成是一個復雜的、綜合的范疇，它由眾多的文化支脈組成。大的類分，其中有不少外國文化的成分，當然也有根基性的本土文化。外國文化方面，主要的是歐洲、美國和日本的文化影響。印度在古代對中國的文化影響大（視做西天佛國），當代印度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則微乎其小，包括東南亞的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也有限得很。韓國的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在增強。但當代中國的外國文化成分，主要是歐洲、美國和日本文化的影響。歐美日文化已經(jīng)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以及商業(yè)領域和經(jīng)常性的文本閱讀，甚至包括傳媒所影響的價值觀，其輻射面主要在城市，但已波及到鄉(xiāng)村。當代文化的構成，作為根性的部分，是本土文化，即中華民族本身的文化，它主要表現(xiàn)為民族民間文化，例如生活習慣，節(jié)慶、婚喪、嫁娶等等，也就是文化學所說的小傳統(tǒng)。

本土文化的大傳統(tǒng)，問題比較多。大傳統(tǒng)指的是一個社會的主流文化。我們當今的主流文化是什么？我們的大傳統(tǒng)是什么？恐怕不大好回答。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大傳統(tǒng)、主流文化，界線比較分明，你可以認為儒家思想是傳統(tǒng)社會大傳統(tǒng)的代表思想，也可以說儒釋道三家是傳統(tǒng)社會的主流思想文化，道家、佛教，常常表現(xiàn)為民間型態(tài)，它們互補、互動，在不同時期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儒家思想所以能成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主流文化的代表，成為大傳統(tǒng)，在于它不僅是一種思想學說，而且是為全社會所遵奉的家庭倫理，成為維系以家庭為本位的社會制度的制度化儒學。陳寅恪說的“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指的即是此義。

談到中國社會的大傳統(tǒng)，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當然中華文化是一個三千年或五千年不間斷的文化，中國是世界上最具文明傳統(tǒng)的古國之一，我們的祖先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但是當我們研究中國文化發(fā)展史的時候，會遇到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個偉大的文化系統(tǒng)，在一百多年前、在晚清，發(fā)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機，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tǒng)社會的主流文化、大傳統(tǒng)，特別是它的以“三綱五倫”為代表的核心價值觀，陷于崩塌解體的境地。

這次歷史性的文化危機是西方文化大規(guī)模進入造成的，是落差懸殊的不同文化系統(tǒng)劇烈沖突的結果。這次危機使當時有思想能力的人無不感同身受、憂心如焚。如郭嵩燾、李鴻章、張之洞、曾紀澤等晚清大吏，嚴復、康有為等思想家，都意識到中國社會正經(jīng)歷著三千年、五千年或亙古未有的大變局。換言之，中國社會從晚清開始走向了由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變的歷史轉型時期，其目標是最終在中國建構一個現(xiàn)代的文明秩序。到今天這個轉型期也沒有完結，從大的歷史過程看，我們?nèi)蕴幱诎倌曛袊�文化與社會的轉型過程之中。

問題在于，晚清至“五四”很長一段時期，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由于社會的變遷引起文化震蕩，主流文化型態(tài)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與沖擊，又是與“五四”時期的激烈反傳統(tǒng)有關聯(lián)的。傳統(tǒng)不是凝固的，傳統(tǒng)需要增添、需要更新，不時地批判和詮釋傳統(tǒng)，是文化流變的正常現(xiàn)象。但傳統(tǒng)傳衍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這個傳統(tǒng)要得到社會的廣泛擁護。如果這個社會的時代精英一起站出來反對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勢必削弱傳統(tǒng)在群眾之中受擁護的程度。

“五四”反傳統(tǒng)思潮對大傳統(tǒng)的打擊是致命的。對小傳統(tǒng)的大破壞，則是“五四”過了五十年之后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為目標的徹底摧毀傳統(tǒng)的非理性的運動�！拔逅摹狈磦鹘y(tǒng)基本上是理性的運動。理性地反傳統(tǒng)，是思想和思想的沖突，主要打擊的是傳統(tǒng)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大傳統(tǒng)。非理性地反傳統(tǒng)，是情感的發(fā)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間文化、民間習俗和民間信仰。傳統(tǒng)社會把“易服色”看成是文化禮儀變遷的大事，中國六、七十年代的全民亂穿衣，實際上是社會大“易服色”的歷史時期。“五四”時期的反傳統(tǒng)，是學問與知識的清理，縱使批判得過了頭，也是有識之士的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傳統(tǒng)，是無知者對傳統(tǒng)的毀壞。

所以我們今天談文化發(fā)展和文化建設，有一個一百年來始終存在而且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需要重新加以詮釋，因為它曾經(jīng)倍遭摧殘——大傳統(tǒng)“花果飄零”、小傳統(tǒng)一度“掃地以盡”，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問題，不能說已經(jīng)獲致解決。改革開放以來，政府、民間、文化界、學術界做了不少詮釋傳統(tǒng)、承繼傳統(tǒng)的努力，但大多數(shù)情況下也還只是恢復記憶而已，自覺地重建文化傳統(tǒng)，尚未達成全社會的自覺共識。而且新的問題接踵而至，例如現(xiàn)在遍地開花、如火如荼地以“與國際接軌”相號召的開發(fā)與城建，對已是遍體鱗傷的文化遺存的破壞是難以想象的。北京晚上燈亮起來看著不錯，白天你看看，已經(jīng)沒有多少三代帝都、文化名城的風貌了。原來的地安門東西大街、鐵獅子胡同、十條，很有北京的文化味道，現(xiàn)在的平安大街，成了不倫不類的假古董。兩廣路倒是吸取了教訓，不再建假古董了，但快速路兩邊的即使現(xiàn)代的高樓大廈，仍不會留駐商機。國外的一些名城，那里最有味道的地方往往不是高樓大廈、五星級酒店，而是一些很窄的老街和小巷子里的老店。

前不久一個壞消息，聽說要拓寬新華街至虎坊橋的街道，中間就是聞名中外的琉璃廠，拓寬了，東西琉璃廠“分離”，固有的文化味就失去了。尤其聽說要蓋一個現(xiàn)代的大樓，把邃雅齋等中國書店都搬進去，那就全變味了。跟這個問題相關的文物遺存的保護問題，三峽工程還沒有完成，現(xiàn)在又有規(guī)模巨大的“南水北調(diào)”，能不能換個地方，至少不從文物最繁盛的地區(qū)開水道？去年法國《費家羅雜志》刊載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駐中國代表的文章，提出“是什么使中國和自身脫離”？今年又有外國友人擔心：北京可看的東西越來越少了。

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一百多年來處于艱難的解構與重建的過程之中。這其中的問題多到不知凡幾，但最成問題、最為人所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是代表一個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禮儀問題。中華民族號稱禮儀之邦，但百年來西潮沖擊、傳統(tǒng)解體，我們已經(jīng)沒有了承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諸種禮儀，包括怎么吃飯，怎么睡覺，怎么穿衣，怎么走路，怎么跟人談話，基本上都處于失序狀態(tài)。不妨看看中小學生的所謂“校服”，全是些窩窩囊囊的運動裝。校服有禮服的特點，衣料、款式應很講究，節(jié)日、開學、畢業(yè)典禮以及國家重大慶典穿校服，平時穿家里的衣服，隨意、多樣，顯得年輕有朝氣。著裝和人的體面、尊嚴是連在一起的，不可輕看。

我再舉個例子，你看各種場合開會的會議桌的設計，無論大小，大都是中間有個空檔。其實一張平面的桌子，要是中間沒有空檔，圍坐的人彼此之間會感到更親近，減少疏離感。我注意到，伊拉克戰(zhàn)爭期間普京會見德法兩國總統(tǒng)，那張會議桌就跟一般家里的餐桌一樣大，他們談得很親切。還有取名問題，由于文革的影響，很多人的名字都帶有文革的痕跡，例如什么“文革”、“學青“之類。我認為應該允許反文化時代起的那些連自己都不喜歡的名字可以改名。還有重名之多，全世界絕無僅有。地名、街道名，也有同樣的問題。名字是文化符號，古人的名字有名、字、號的分別，為了表示尊敬，往往諱名而稱字。今天雖不一定這樣講究，取個好名字，還是有必要的。至于稱謂，如今的問題就更大了。過去一律稱“同志”，現(xiàn)在“師傅”、“老師”泛濫�！跋壬�”、“小姐”的稱呼流行起來原是好事，但“先生”的稱呼其實也大有講究，現(xiàn)在用得不當?shù)谋缺冉允恰７Q呼的混亂反映一個國家倫理秩序的混亂。

鑒于上述種種，我建議成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專門負責制定各項禮儀，并編撰國家的禮儀大典。中國傳統(tǒng)社會，每一個新朝開始都要“制禮作樂”，我們忽略了這個問題。現(xiàn)在應該有條件把“制禮作樂”提到日程上來了。這需要各方面專家的參與，需要一條一條地制定出來，有繁的，也有簡的，針對不同的行業(y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場合。當然應該保持一定的彈性，禮儀不是法律。也不是全面恢復傳統(tǒng)禮儀，而是制定不丟掉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社會的文明禮儀。制定國家禮儀大典這件事，是個大的文化建設工程，需要耗費時日，但價值無窮。中國文化里的一個空擋，是較少嚴格的宗教信仰精神。宋儒提倡“主敬”，就是看到了這一層，希望給以補充。禮儀可以增進人倫關系的莊重性，可以重建人的尊嚴和人倫的莊嚴，應該是我們今天文化傳統(tǒng)重建的重要一環(huán)。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2004年4月28日，收入《大師與傳統(tǒng)》，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

劉夢溪先生，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術委員會暨學位委員會主任，藝術文化學暨中國文化史和學術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導師，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文化》雜志創(chuàng)辦人兼主編，北京大學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所兼職教授；曾任南京師范大學專聘教授，文藝學學科博士生導師；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學府訪問學者；亦曾創(chuàng)辦《世界漢學》雜志。研究方向為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xiàn)代學術思想。近年主要著作有《傳統(tǒng)的誤讀》《學術思想與人物》《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中國現(xiàn)代學術要略》《論國學》《牡丹亭與紅樓夢》《國學與紅學》《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陳寶箴和湖南新政》《陳寅恪的學說》《當代中國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變奏》《馬一浮與國學》《現(xiàn)代學人的信仰》《將無同：現(xiàn)代學術與文化展望》《紅樓夢的兒女真情》《學術與傳統(tǒng)》等。亦曾編纂《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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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琰，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章黃國學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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