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王國維，很多人知道他的《人間詞話》，知道他著名的“三境界說”，甚至還知道他是以自沉的方式離開了人間，但卻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實經(jīng)歷。

今人常以“國學大師”的稱號形容一個知識淵博、風度儒雅、著述等身的大學者，然而放眼當下的學術(shù)圈，真正能稱得上是大師的卻寥寥無幾，但王國維生活的民國一代，卻是大師頻出的時代。

清華校長梅貽琦曾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歷史煙云中的北大、清華，在清末至民國的大半個世紀中，可謂群賢畢至，大師云集，而王國維正是這其中最為閃耀的傳奇人物之一。

曾在北大、清華這兩所中國最高的學府執(zhí)教的王國維先生，學貫中西，縱觀古今，對哲學、文學、考古、翻譯、戲曲、教育等領(lǐng)域，都有非常高的建樹，為后人留下許多極有研究價值的著作。

一、坎坷不平的仕途之路

王國維出生于1877年，正值風雨飄搖的清末，時為光緒三年，此時離1912年溥儀退位大清帝國完全消亡只有三十幾年的時間了。

很多人奇怪，為什么這么一位知識淵博，風度翩翩的大儒，在功名上卻只是個秀才，終生沒有考上進士？其實并非王國維無才，而是他無心科舉。

王國維16歲時即考取秀才，但他“不喜括帖”“尤不屑就時文繩墨”，所以之后他在封建仕途之路上再無寸進之舉。甚至在第一次考舉人時交了白卷，又遇到了當時考場賄賂大案，讓他更加無心仕途。

后來，王國維又因父命難違，還曾兩次參加科考，但一次遇到了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而作罷，一次則敗北而回，因為他還是“不肯入時流”。也許，王國維正是因為無心科舉，而故意“名落孫山”。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清廷覆亡后，“尤不屑就時文繩墨”的王國維，卻做起了溥儀的文學侍從。這是1923年，此時王國維已46歲，離他考中秀才已過去30年，而大清也早已宣告滅亡，僅僅保留了一個所謂的小朝廷。

從1923年的清明前后到1924年11月前后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王國維在這一年半左右的時間里，以“南書房行走”的身份，供職于溥儀小朝廷。

有人不理解，既然王國維厭惡仕途，考試交白卷，為什么后來又甘愿做溥儀的文學侍從，甚至還像辜鴻銘一樣一直留著大清的辮子？我想這背后藏著的是王國維作為一介文人的報國之思。

年輕考學時 ，他不愿入時流，當時的大清也尚未覆亡，且是慈禧掌權(quán)，故他無心仕途。而他供職小朝廷時，慈禧已死，且清廷也早已覆亡，已是民國時期，但他的諸多行為證明了，他是擁護和懷念前朝的，屬于遺老。

因此，他后來被溥儀授意可“著在紫禁城騎馬”時，他很是激動，還跟摯友羅振玉寫信說“內(nèi)廷雖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而他之前只是被加賞五品銜，食五品祿的“南書房行走”。

王國維當然不會沉浸于這些虛華的名利中，為報答溥儀的知遇之恩，他曾先后給溥儀上過兩道折子，一個是《敬陳管見疏》，一個是《劾大臣不明事理疏》，一個分析西方政治學說之弊，一個是為保護國寶文物。

由此可知，王國維甘愿逆潮流而入職小朝廷，除了他心系前朝外，他更是想著以自己的才學見識而盡忠報國的。

然而無論是少年時期的科考，還是后來學問大成的帝師，他的仕途都極為坎坷，做了一年多的紫禁城騎馬，最終還是以溥儀被趕出紫禁城而告終。

二、涉獵廣泛的學術(shù)研究

王國維先生一生著作等身，涉獵廣泛，且每個領(lǐng)域都有精深研究，放在今天，就是個通才型的大學問家。

無心科考的他，因為結(jié)婚早，有家累，所以很早就參加了工作，也是在工作中，他在學術(shù)之路上不斷精進，最后成為一代大師。

他對于學問的研究，先后經(jīng)歷了從西方哲學到教育學心理學，到中國詩詞、文學乃至戲曲考古的由西到東的轉(zhuǎn)變。

王國維1898年就參加了工作，當年21歲，最先進入的是《時務(wù)報》，他的職務(wù)是書記員，薪水只有十二元。也是在這里，他結(jié)識了相交一生的摯友羅振玉。

戊戌變法后，有感于社會風潮和民生時艱，王國維產(chǎn)生了出國留洋的念頭，后因故未能成行，王國維開始嘗試翻譯國外著作，以期達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目的，他最初翻譯的是《勢力不滅論》和歌德的《浮士德》。

這一時期，國內(nèi)正逢《辛丑條約》的簽訂、庚子賠款前后，王國維無心變法，只一心鉆研學術(shù)，先后譯介了許多西方著作，內(nèi)容涉及科學、教育學、心理學、哲學、法學等領(lǐng)域，可以看出，王國維意在通過另一途徑報國圖存。

大約從1903年開始，王國維開始專攻康德、叔本華，專注于西方哲學的研究，一年之后的1904年，他就寫出了影響深遠的《紅樓夢評論》，這一年王國維才27歲，比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1917年）早了13年，比胡適的《紅樓夢考證》（1921年）早了17年。

《紅樓夢評論》以叔本華的哲學思想理論入手，先后分析了紅樓夢的精神、美學精神以及倫理學價值，可以說是近現(xiàn)代紅學史上的里程碑，也是后世學者研究紅樓的必讀書籍。

數(shù)十年間，因為時局不穩(wěn)，加之憂心國事，王國維的工作也多次變動，從加入東文學社，到東渡日本，到進入實業(yè)救國的清末狀元張謇創(chuàng)辦的學校任職，再到他后來的兒女親家羅振玉創(chuàng)辦的教育雜志任職，乃至江蘇師范學堂、學部、再次避亂東渡日本……無論身在何處，面臨著怎樣的環(huán)境，王國維都從未停止其學術(shù)研究。

從進入二十世紀開始，一直到其去世的1927年的這近三十年里，可以說是王國維學術(shù)生涯的高峰，他先后寫出了《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等許多蜚聲中外的國學專著。

不僅教授培養(yǎng)出了一批后來頗有影響的學者，如吳其昌、王力等人，其令人高山仰止的學術(shù)貢獻，嚴謹精深的治學理念，視學術(shù)為生命的治學態(tài)度，也一直影響了后來無數(shù)莘莘學子。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王國維先生就是最好的代表。

三、凄慘悲痛的家庭變故

過去的人成家立業(yè)都很早，且多是先成家后立業(yè)，王國維先生也不例外，他1877年出生，1896年結(jié)婚時剛成年不久，還不到20歲。

他的家族雖人丁興旺，有六子二女，也算得幸福安康，但亦多有變故。王國維三歲時，母親凌氏就去世了，他是在父親的諄諄教誨和繼母的關(guān)懷下長大。

在1906年到1908年的三年里，邁入而立之年的王國維，接連遭逢家庭變故，先是父親王乃譽去世，享年60歲；時隔不到一年，妻子莫氏因產(chǎn)褥熱去世，享年34歲，撇下三個年幼的孩子，最小的只有3歲，最大的也不過9歲；又隔一年，繼母葉太夫人去世。

親人的接連去世，對王國維來說，是難以愈合的悲痛，也是很大的人生打擊，他亦曾寫有悼亡詞“當時曾笑牽牛處”，“孤檠側(cè)，訴盡十年蹤跡�！痹谄渥猿燎耙荒�，又經(jīng)歷了喪子之痛。

王國維的三個兒子中，他最器重的便是長子王潛明，而長子也不負眾望，曾通過香港大學的高等考試，本有機會去英國留學，但他卻放棄了，而是選擇了去海關(guān)工作。令人惋惜的是，王潛明與羅振玉之女羅孝純結(jié)婚沒幾年，他就因病去世。

幼年失恃、壯年失怙、喪妻、喪母、喪子，甚至與摯友斷交……人生的許多大悲至痛，王國維都經(jīng)歷了。

也許正像《孟子》中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一文所說的那樣：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正因為這樣的家庭變故，失去至親的切膚之痛，讓王國維在悲痛欲絕之時，也更加視學術(shù)事業(yè)為生命，不斷朝著學術(shù)的更高峰邁進。

喪妻之后不久，在岳母安排下，王國維又續(xù)娶了岳母的表甥女潘氏，亦為其生兒育女，操持家務(wù)，讓王國維能夠更加專心致力于學術(shù)事業(yè)，并一直陪伴他到最后。

正如王國維女兒王東明所說“先父這一生，如無兩位母親先后為他處理家務(wù)，無內(nèi)顧憂，恐怕不會有那么輝煌的成就�！�

王國維在這樣的多子女且多變故的大家庭中，一邊既要掙錢養(yǎng)家，一邊又要專心學術(shù)，且在任職清華研究院之前，居無定所，經(jīng)常搬遷，甚至東渡避難，可想而知有多不易。

四、聚合離散的金石之交

王國維的一生，無論是生活、工作還是學術(shù)研究，都與一個人密不可分，這個人就是羅振玉。

羅振玉生于1866年，長王國維11歲，是清末至民國時期的教育家、考古學家、農(nóng)學家、金石學家及古文字學家。

他與王國維一樣，都是16歲時就考中秀才，且位次還在王之上。羅振玉與王國維訂交，始于東文學社時期，大約在1898年前后，一直到王國維去世前不久，兩人因兒女婚姻之事斷交，凡近30年。

這樣的友誼不是一般的情誼，而是涵蓋了共同的人生志趣、相似的人生軌跡，勝于親人般的相扶互助，以及生活關(guān)懷，即便沒有后來的兒女姻緣，兩人的關(guān)系也都勝似親人一般。

王國維過人的才學很為羅振玉所賞識，在兩人深交的幾十年中，處處可見羅振玉的身影，從王國維入讀東文學社，到東洋留學，主編《教育世界》，執(zhí)教江蘇師范學堂，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再次東渡日本，以及后來于“哈園”主持《學術(shù)叢編》，騎馬紫禁城，乃至王國維逝后……

關(guān)于王國維生活、工作和學術(shù)研究的一切，羅振玉都多有參與，并一力幫助解決王國維的眼前生活和工作事宜，甚至為他的很多大事提建議拿主意，以至身后聲名，羅振玉都替其考慮謀劃。

王國維在《時務(wù)報》工作期間，因工資較低，難以養(yǎng)家，羅振玉知道后，曾“拔之儔類，為贍其家”，他想辦法讓他離開。在東文學社時，不僅不要他的學費，還給他發(fā)薪水，每月三十元，比報社的十二元增加了一倍多。

羅振玉識才，充分地為王國維的才學有可用之地提供各種便利條件，他1901年創(chuàng)辦了一份教育雜志《教育世界》，做到有一定基礎(chǔ)之后，他就力邀王國維擔任主編，為他的才華提供了施展的陣地。

1904年官方在蘇州辦了一所江蘇師范學堂，羅振玉是校長，他又邀王國維擔任教職。后羅入京任職學部參事廳，又力邀王赴京供職。乃至后來復刊的《國學叢刊》，羅依然邀王負責編輯工作。

而王國維對羅振玉的知遇之恩也是充滿感激之情，辛亥革命后，兩人就曾一起東渡日本，這一時期，兩人彼此住的很近，常共研文史，多詩酒唱和，這是羅王友誼的“蜜月期”。

兩人產(chǎn)生嫌隙始于兒女姻緣，王國維長子王潛明逝后，羅振玉忽然把自己的女兒帶走了，且是不辭而別，這對王國維來說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兩人漸因此交惡，直至不再往來。

得知王國維去世的消息，羅振玉“大受震驚”，于是代王國維寫了一份《遺折》，言辭懇切，溥儀閱后，隨即“下詔”追授王國維“忠愨”謚號。

關(guān)于王國維家人的安置問題，羅振玉也多方出力，幫助其遺孀及子女南返，且立即著手整理出版王國維生前著作。后來他終于承認“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算是為這段亂世之深情厚誼蓋棺論定。

五、風云際會的五星聚奎

有個成語叫五星聚奎，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排列為近乎直線的奇異天象，這在古人眼中，代表著某種天意，屬于五星聯(lián)珠，是大吉之兆。

北宋的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五人，因為開創(chuàng)了理學一派，順應(yīng)了天意，即被稱為五星聚奎。同樣，清華大學歷史上也曾出現(xiàn)過一次五星聚奎。

1925年，胡適親自出面請王國維到清華任教，但因王曾供職溥儀小朝廷，對去清華任教有顧慮，生恐溥儀不允，后在胡適的周旋下，促成此事。

當時，清華研究院任教的有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五人，他們被稱為“清華五導師”，也可以說是清華史上罕見的一次“五星聚奎”。

五導師中，學識最淵博的應(yīng)該就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三人。梁啟超我們都熟悉，他是清末民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學家，也是南海圣人康有為的弟子，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的父親，是“公車上書”的主要發(fā)起者，“戊戌變法”的領(lǐng)袖人物。

由此可知，長王國維四歲的梁啟超，也是學問大家，但他又極佩服王國維的學問，所以總是把他推到前面，而自己甘居王之后。學生有疑難，去問梁啟超，他都會說“可問王先生”。

因為兩人一個是南海圣人康有為的弟子，一個曾是清廢帝溥儀的國文老師。五導師之一的陳寅恪曾戲?qū)懸宦?lián)，用以形容清華研究院的同學，說他們是“南海圣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陳寅恪也是難得一遇的大師，他的祖父是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父親是陳三立，為清末四公子（譚嗣同、陳三立、吳寶初、丁惠康）之一，妻子唐筼是曾任臺灣巡撫的唐景崧孫女。

陳寅恪曾先后在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哈佛大學學習深造，精通八種語言，他與梁、王二人又并稱“清華三巨頭”。

可以說，在五大導師齊聚的清華時期，也是中國的學術(shù)研究不斷精進，學人輩出的時期，中國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的王力，就是當年考入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之一。

然而，這一切隨著1927年6月2日這一天的到來而漸漸落下帷幕，這一天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內(nèi)的昆明湖，享年50歲。王國維留有一封遺書，開頭十六個字被稱為絕命箴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jīng)此世變，義無再辱。

這樣一位知識淵博，潛心學術(shù)研究，有風度、有品格的國學大師，就這樣將自己的生命終止于北伐到來之前，也許他太累了，也許他不想再顛簸流離，也許他不想尊嚴被辱……回首王國維的一生，無論是個人生活，還是學術(shù)研究，抑或是其文學抱負、愛國理想，都令人欽佩不已，值得后輩學習。

參考資料：

《獨上高樓：王國維傳》陳鴻祥著

《紅樓夢評論》王國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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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夕四少，為你講述不一樣的名著故事。